一、今日江浙:用新型工业化理念打造现代农业(论文文献综述)
张弘[1](2021)在《县域智慧城市建设研究 ——以达茂旗为例》文中研究表明
刘志永[2](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江婷婷[3](2018)在《城市滨水景观中的地域性设计初探 ——以德阳旌湖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有关于“地区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滨水景观问题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一定时期内成为业内人士最为关注的课题,在此背景下,本文尝试以德阳市旌湖滨水景观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国内外城市滨水景观地域性设计的实践经验和研究。针对其中景观规划和设计过程突出城市地域性的问题,以德阳城市规划为指导,探讨德阳旌湖开发的一些具体原则和方法;构建德阳地域性特色景观,传承文脉,寓情于景,体现德阳旌湖滨河特色,形成连续整体风格,营造亲民和谐的滨水景观。提出策略即丰富滨水空间形态,形成不同功能的主题空间序列,强化滨水景观的可达性,综合应用现代美学法则,延续历史文脉,体现场所地域性特色。希望论文对今后其他城市滨水区的地域性景观设计和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谢长伟[4](2018)在《隆昌县“四化联动”推进美丽新村建设的案例研究》文中指出乡村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长远战略规划。美丽新村建设作为我国农村发展中的重要环节之一,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升。中共十八大后,全国各地纷纷按照中央的生态文明的发展规划要求,积极开展美丽新村的建设。四川省隆昌县提出了“四化联动”推进幸福美丽新村建设的新思路,并大胆推进,在特色村落一体化方面,特色产业规模化方面,基础配套一体化方面,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效,通过几年卓有成效的工作,不仅使隆昌县的面貌焕然一新,而且为同类型县市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本文以四川省隆昌县的美丽新村建设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隆昌县政府因地制宜地采取的不同措施,并在分析各项用地情况的基础上,归纳出隆昌县美丽乡村建设的制约因素。此外,为了能够更好地总结美丽新村的建设经验,本文还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从新村建设的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出发,采用文献资料法、案例分析法和实证研究法,以“隆昌县‘四化联动’推进美丽新村建设”作为研究案例,对隆昌县“四化联动”推进美丽新村建设的关键因素和成效进行了分析,总结了隆昌县“四化联动”推进特色村落一体化、特色产业规模化、基础配套一体化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要经验,为类似隆昌县的地区“四化联动”推动城乡建设及经济发展提供建议。
卢新月[5](2017)在《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路径探析》文中研究表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弊端逐渐显现。农业的经营规模小、效率低,单家独户无力承担大型的农业机械和新的农业应用技术,造成农业效率长期低下,农业发展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村人力资源浪费,农业竞争力下降,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涌入城镇,投入到二、三产业,长此以往形成了恶性循环,一些有良好教育背景的青年人更不愿意投入到农业生产中来,使得农村失去了生机与活力,造成了农村的空心化、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农村只剩下留守的妇女儿童与老人,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由此可见,以一家一户为基础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很难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市场”要求,要想解决农业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适应发展现代农业的需要,就必须进行体制机制创新。无论是十八大还是近些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都着重强调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为创新农业经营组织指明了方向。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社会化、组织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有利于解决目前我国农业方面面临的问题,也有利于实现农业现代化,以农业的快速发展来支撑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经营主体有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种植大户、龙头企业。国内关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看法有单主体推崇论和多主体推崇论,单主体推崇论是推崇这四种农业经营主体其中的一种,而多主体推崇论认为中国幅员辽阔,自然、经济条件千差万别,需要综合考虑各地的实际情况,选择一种或几种与当地相适应的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业经济。本文认为应该综合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多主体选择合适的农业经营方式,着重分析了这几种经营主体发展得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典型企业的特征、经验启示,最后从集约化、产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四个方面提出了关于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具体路径。美国的家庭农场起步较早,已经经历了相当长的发展历程,相关配套的政策、金融、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对于我国的家庭农场发展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美国人多地少,有助于开展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所以,我国也在加快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理流转,促进“三权分置”,为我国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创造条件。日本国土面积狭小,且国内地形多丘陵山地,但是在二战以后的短短几十年农业发展势头迅猛,这离不开农业协同组织(即农协)的作用,日本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我国一些丘陵山地、土地不适合连片耕种地区借鉴意义重大。我国广东“温氏集团”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促进人民就业方面发挥着积极主动的作用,为龙头企业的发展典范,我国其他地区发展龙头企业要借鉴“温氏集团”的成功经验,为带动地区、辐射周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在种粮大户的发展方面可以以已有的种粮大户的发展经验作为借鉴,以此提出相应的建议,指导种粮大户今后的发展。借鉴国内外优秀的经验,我们国家应该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过程中,依照本地区的具体情况选择具有地区特色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至于怎样选择、怎么发展,这都是当前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要思考的问题。本文在梳理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历史变迁的基础上,从当前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面临的挑战出发,论述了我国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深入剖析了国内外成功的经营模式,最后借鉴国内外发展经验,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了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路径:从加快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推动规模经营,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构建农业投融资体系,提高农业科技水平等方面来实现农业集约化经营;从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强化地区优势特色产业等方面来实现农业专业化生产;从强化农户的合作意识,加强各主体之间的联合来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从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加强农业产业的社会化分工来提高农业社会化程度。
李彦博[6](2017)在《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县域经济是以行政县为特定区域,以县级财政的独立为标志,以县级区域内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为基础,以市场需要为导向,并以特定县之下的镇、乡、村各层次的经济元素间的互动为基本结构,通过人力资源、资金、物资、信息等生产要素的交流互换,从而具有整体功能的经济系统。县域经济作为基础性的经济,也构成了县域发展的中心环节,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比较显着的成绩,但是当下的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着创新力不足、发展不协调、资源能耗大、市场封闭等等一系列迫切的问题,严重阻碍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十八届五中全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继承和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进一步推进科学发展观在现实中的运用,使其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在此背景下,开展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新发展理念,从中国县域经济发展这一命题切入,运用理论分析法、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等,阐明中国县域经济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功能和主要特征,分析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其突出问题,并立足于现实、把握好理论,针对突出问题提出发展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对策,以期全面认识当前中国县域经济及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探索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规律和有效模式,进而为决策者制定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相关政策提供有益参考。首先,对县域经济的理论进行概述。界定了县域经济的基本概念;从不同角度划分了县域经济的类型;明确了中国县域经济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展现出了县域经济产业构成多样、经济体系开放、地域特色鲜明、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特征。在阐明基本概念、类型和特征的基础上,探索发现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实现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培育经济新增长极的重要途径,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途径。认识县域经济的作用、准确把握其特点是我们进一步了解我国县域经济的基础。其次,阐明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提出了现代西方发展理论,包括主体功能区理论、增长极理论、区域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不平衡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理清了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进程与脉络,从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新发展理念的先后提出,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指明了方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县域经济的发展要把新发展理念作为根本性的指导理论。再次,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大体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即新开始阶段(1978—1982年)、探究摸索阶段(1983—1991年)、快速发展阶段(1992—2002年)、科学发展阶段(2003—2012年)、新发展阶段(十八大以来至今)。对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概况进行了介绍,对整体状态、分布状况和基本情况进行了展示。对中国早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即“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晋江模式”进行了实例分析;挖掘各个模式背后的成功经验与教训,继而得出我早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中的经验启示。然后,对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现状进行分析。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不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要素结构不断完善,县域经济有了明确定位。但也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创新力不足,体制机制不健全;发展不协调,贫富差距大;资源消耗大,发展难以持续;市场封闭,资金等要素不足;城乡分治,一体化进程缓慢。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我国先后又出现了“江阴模式”、“神木模式”、“双流模式”、“新晋江模式”等新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这些成功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意义其实并不仅仅在于促进了自身县域经济的发展,更重要在于它为中西部落后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某种借鉴。基于对新型模式进行梳理和总结,丰富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宝库,为县域经济的下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最后,文章基于理论、现状和问题的分析,通过对典型模式的总结,为了促进县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分别是:加快制度创新,深化机制体制改革;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发展民营经济和特色产业;响应国家战略,纳入国家区域发展布局;发展文教事业,提升县域软实力。以期在刚性的原则下做到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将新发展理念融入到县域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每一个维度,实现县域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赵冰琴,刘丽敏,吴丽霞[7](2014)在《石家庄市县域经济发展路径探析》文中研究说明在深入分析石家庄市县域经济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挖掘了制约该市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症结,包括"四化"同步发展路径不清晰、城镇化缺乏龙头带动和产业支撑、工业化水平不高、农业现代化发展缓慢等。提出了以"四化"同步促县域经济腾飞的具体路径:重视顶层设计是前提;全面推进"大县城"建设是城镇化龙头;促进"两化"融合推动产业集群式发展是主体;以工业化理念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是根基。
岳文海[8](2013)在《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型城镇化是我们党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深入发展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新命题和新战略。党的十八大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进一步提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的新表述和新任务。特别是近期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再次阐释了新型城镇化的内涵。这就是:“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①这说明,城镇化将是中国未来5-10年综合发展结构的核心主题之一,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的持久动力,是未来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无疑是我们党立足全局、着眼长远、与时俱进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对现阶段突出矛盾的一次求解。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关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城市化现象,他们深刻阐述了城乡关系对社会快速、良性发展的全局性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如果城乡关系改变,整个社会也会相应跟着改变。”②随着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城乡之间必定会走向一体化,实现融合发展,“人们只有在消除城乡对立后才能从他们以往历史所铸造的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③。从而为我们展现出了城乡一体化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的重要地位。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对俄国城乡关系如何解决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考察。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俄国,要想从根本上消灭城乡对立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一项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伟大任务,必须“把消灭城乡差别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④同时,“为了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还必须使千百万农村人口加强学习,改变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⑤。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提出了城乡融合的思想。斯大林认为城乡对立的性质和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城乡这种对立关系是利益上的对立,根本在于制度上的对立安排”①。斯大林强调,要消除城乡对立,实现城乡结合,必须在“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工业品和农产品之间进行经常交换”②。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城镇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城市文明,源远流长,极具丰富的内涵,对当代中国城镇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生产力在新的社会制度下不断被解放出来,工业化取得了较大成绩,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镇化的历史任务也被提到重要的位置,开始了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新征途。依托各地区位优势、主导产业、动力机制、空间范围等,我国城镇化进程展现出多种多样的发展模式。探索各种不同城镇化的模式,可以为当代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积累丰富的经验。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年以来,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在2011年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27%。这昭示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到由乡村中国向城市中国转变的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进入到发展的快车道。我国新型城镇化理论和实践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做出的卓越贡献。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理论体系的理论构成之一。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逾越的历史发展过程。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社会、文化等发展因素、条件的不同,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城市化的过程和道路也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当今受信息化、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影响,世界城市化发展开始进入新的阶段,显现出信息化、生态化、国际化等后现代特征。通过分析欧美、东亚及拉丁美洲等一些典型国家城市化的道路,总结其发展经验和特点,剖析其教训和弊端,以避免类似问题的再现,将使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走的更加健康。当代中国,把发生在中国的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强调为新型城镇化。这主要是因为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西方城市化及一些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道路根本不同。新型城镇化的“新型”二字,既有性质和道路的“新”,也有具体方式和实现手段的“新”。性质的“新”表现为道路、制度和指导思想的独特性,凸显了我国新型城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领下的新型城镇化。具体内容和实现方式的“新”,除表现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四城”并举之外,还体现为新型城镇化是强调以人为本、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农村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是新型工业化道路带动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并存的城镇化。构建中国特色的城镇化理论体系,应该着眼于“八大支柱”的建设和相互作用,即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本动力,农业现代化是城镇化的内在动力,服务业是城镇化的后续动力,产业结构是城镇化的枢纽动力,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科学规划城镇化等级体系,“市场+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因地制宜探索城镇化模式,走一条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城镇化无论是水平、速度、空间分布和城镇体系,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迄今已经初步形成城市群、大中小城镇城镇等级体系和东、中、西不同的城镇化空间分布格局。但是总体上,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仍然处于加速发展阶段的前期。在我国农村人口向大中型城市和小城镇转移的浪潮当中,已经遇到了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这些难题或因利益攸关冲突产生,或因体制机制不适应出现,涉及到就业、融资、环境等多方面问题,使得当前新型城镇化发展面临着不小的困难和挑战。为了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本文提出了直面难题的六个方面的政策建议,即:坚持正确思想的指导,加强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引领;制定新型城镇化发展总体规划和构建新型城镇化度量体系;加快城镇化产业支撑建设和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加强新型城镇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探索融资体制机制:推进管理体制改革和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坚持民生型和环保型城镇化导向。
赵莹[9](2013)在《我国长三角地区小城镇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镇化不仅是农村人口持续向城镇转移的过程,更是城镇与农村、传统和现代社会发展差距全面缩小的过程,城镇化水平是我国发展程度的综合性标志。经过长期建设,我国“人口转移型”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结构转换型”高级城镇化特征也初现倪端。在此背景下,党中央进一步提出未来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战略目标,即:努力实现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信息化。这表明,城镇化将是我国发展的新引擎,如何更好的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从人口结构看,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需要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多。虽然目前“人口转移型”初级城镇化建设己取得不错的成绩,部分地区也逐渐呈现出“结构转换型”高级城镇化特征,但到2030年,我国转移到城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预计还会增加3.5亿。很明显,单纯依赖城市吸纳农村转移人口,我国城镇化建设的目标难以真正实现。只有借助于小城镇这个重要平台,城镇和农村、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才更容易形成一种平衡关系。所以说,建设好小城镇是触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深层次矛盾的关键,也是实现城乡统筹、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地区,我国长三角地区小城镇建设起步较早,发展较为成熟,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代表全国小城镇建设的最高水平。而在具体建设过程中,长三角地区小城镇也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对我国其它地区小城镇而言,这些经验都是宝贵的财富,对其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另外,在当前的国际经济、国内政策环境下,我国长三角地区小城镇建设依然面临众多严峻的挑战;按照新型城镇化建设标准,长三角地区小城镇自身建设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些对我国其它地区小城镇建设也具有一定的警戒作用。鉴于此,在简单分析了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内涵、小城镇建设理论基础、小城镇功能及发展动力因素、小城镇建设意义的基础上,本文将我国长三角地区小城镇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剖析其发展历程及现状;归纳、比较分析、评价长三角及东部其它地区小城镇特点,总结长三角地区小城镇发展趋势;结合小城镇建设的国际经验和教训,获得长三角地区小城镇建设的相关启示;初步探索长三角地区小城镇发展规律,指出长三角地区小城镇遵循自身发展规律、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路径,从而为我国长三角及其它地区小城镇建设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参考依据。
郑家昊[10](2012)在《论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兴起》文中指出对于人类社会治理而言,“政府职能及其模式”的问题得到了人们持续的关注,公共行政学甚至政治学的研究集中了很大的精力探讨这一问题。本文在人类社会治理的历史脉络中去研究政府职能模式,试图描绘出一幅政府职能模式的历史演进图谱。研究目标决定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因而,这篇论文是以历史主义反思性阐释为研究的基本取向的。通过反思性阐释,本文对诞生于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发展于中国的一种全新的政府职能模式——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兴起进行了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叙述,力求作出理论提炼,确立起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理论范畴,用以作用于中国的行政改革实践。如果将人类社会模糊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与之相对应,人类的社会治理也先后经历(或正在经历着)统治型、管理型和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在这三种模式的结构图中,处在核心地位的是三种基本的政府类型:统治型政府、管理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农业社会的“统治型政府”本质上就是“王朝”,所拥有的是一种阶级统治的职能。这种阶级统治职能是统治型政府藉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基本途径,并且呈现出“混元一体”的特性。也就是说,在这种政府职能中尚未分化和离析出其他的职能。这是因为,在整个农业社会中,尚未实现领域分化,政治与经济都尚未成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领域,社会的同质性决定了它必然以“家长制”(或类似于家长制)的形式出现,社会的等级关系决定了它必然借助于权力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治理。总之,农业社会的治理体系并没有实现统治职能与管理职能的分化,统治与管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统治过程与管理过程是同一个过程。“职能分化是职能模式化的前提”,所以,在农业社会还不存在政府职能模式的问题,在这个社会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仅仅是王朝的阶级统治职能(在现代意义上,或称为“统治型政府职能”)。近代早期,西方国家率先借助于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的推动而进入了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在每一个方面都呈现出迅速分化的特征,工业与农业的分化之下,政治与经济的分化、科学与生产的分化、人群的分化等等,构成了工业社会凯歌行进的主旋律。与社会的分化一道成长起来的现代社会治理模式也在结构和职能上进入了与社会同步发展的过程,农业社会那种“混元一体”的阶级统治职能也逐渐分化为政府自身的管理和社会管理职能,而且,社会管理也是以领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当然,历史的进步虽然可以在某些具体的历史事件中发现“结构性断裂”(阿尔都塞语)的痕迹,而在逻辑上却并不存在这种“断裂”,从阶级统治职能到社会管理职能的转变经历了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直至这一过程走到了“质变”的关节点的时候,才呈现出社会管理职能模式确立的特征。而且,由于社会管理职能模式的确立而使政府的性质实现了根本性的改变,即实现了从统治型政府向管理型政府的转变。历史地看,管理型政府的职能模式先后出现过两种典型形式:保护型政府职能模式和干预型政府职能模式。保护型政府职能模式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产物,是西方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政府职能模式,它主张政府担任“保护人”或“守夜人”的角色,尽量少干预或不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行,任由市场机制去调节经济活动,让市场自己在运行中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换言之,保护型政府职能模式的产生,源于西方各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对“自由竞争”原则的信奉,源于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对“市场力量的自由运动可以造就经济的均衡状态”的广泛认同。这一模式终止于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将“市场万能主义”彻底击翻,让人们明白了“市场失灵”的客观事实,人们必须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用另一种政府职能模式去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因而,一场倡导政府干预主义的思潮随之兴起,干预型政府职能模式也因此而产生。干预型政府职能模式是由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宏观经济学做出的政治设计,它主张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手段来调控市场经济的运行,实现对整个经济生活的全面干预,以弥补市场自身力量的不足和达到经济持续、稳步增长的目标。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的这一段时期内,欧美各发达国家普遍选择了这种类型的政府职能模式。但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起,特别是1973年发生了“石油危机”事件之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出现了经济发展的停滞和膨胀。这种“滞胀”意味着“政府失灵”,意味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于纠正市场失灵的能力的有限,这也直接促使人们对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干预型政府职能模式及其理论基础——凯恩斯主义进行了批判性反思。以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新制度学派、合理预期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全面干预论,通过分析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和政府失灵的成因及表现,提出限制甚至取消政府干预的要求,希望再度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这一思潮一经流行就得到了实践的响应,其中,“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实践这些理论的典型代表。事实上,“新公共管理运动”并不意味着一种新的政府职能模式的兴起,在某种意义上,新公共管理运动所代表的只是对“保护型”和“干预型”模式不断地进行随机性选择的实用主义倾向。当人类社会走出工业社会这个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这种在两种过往的职能模式的基础上进行随机性选择的做法也暴露出了其缺陷。因而,二十世纪后期以来,即使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成功地实现了行政改革的西方国家,也经常性地陷入方向不明的盲动主义状态,以至于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显得无所适从。正值西方政府陷入盲动主义的时候,东方世界出现了“东亚崛起”的景象。以“四小龙”为代表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在实现经济腾飞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政府职能模式的“第三条道路”,对属于管理型政府的保护型和干预型职能模式造成了冲击。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出现了对“第三条道路”的研究热潮,代表性的解读有:现代化理论、依附关系论、发展型国家、新古典论、市场增进论和治理式互赖理论。通过对这些理论的批判性审视和对实践中的“第三条道路”的考察,可以发现:所谓“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就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管理型政府在其制度框架下对政府职能模式的创新实践,属于向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靠拢”。遗憾的是,这些亚洲国家(地区)由于缺乏服务型政府理论基础而未能实现对这种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政府职能模式的理论认识,当这些国家(地区)实现了经济腾飞之后,在西方话语霸权的影响下纷纷放弃了这一创新性实践。这也就意味着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初次尝试在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戛然而止。可喜的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政府在实现社会和经济发展时自觉地发展了这一模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当中国开始尝试运用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作用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时,迅速展现出了它的巨大魅力,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级的经济强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社会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是与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中国政府不是在实践中走出了建立和应用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之路的话,我们很难想像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什么样子。在“亚洲四小龙”实现经济腾飞的时候,大致有三个因素发挥了助力作用,其一,这些国家和地区制定了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目标;其二,这些国家和地区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特殊的政治经济关系,也恰好处在西方国家资本剩余而急需开拓新兴市场的时机;其三,处在冷战决战期的西方发达国家希望通过促进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而扶植起遏制“东方”的力量。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是缺乏后两项因素的。而且,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恰恰是人类社会开始转型的时刻——一场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开始兴起,从而使中国制定的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目标未付诸实施便已失效。所以,中国改革开放后所面对的发展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类社会开启了后工业化进程,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陡增。在这种历史大转型的条件下,亚洲四小龙所走的道路已经不适应于中国了,尽管中国一度认真地研究了他们的经验。这是因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二十世纪中后期实现经济腾飞的时候所面对仅仅是实现工业化的单一课题,而中国政府则必须面对发展的“双重历史使命”——既要实现工业化、又要面对后工业化。正是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在实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为:(1)经济领域:实现领导力制度化和建立政商合作体系,制定战略性规划和构建“全方位、大开放”战略发展格局,建立“现代防护墙”下的金融运行体制;(2)社会领域:实施旨在改善民生的“惠农政策”,加强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维稳系统,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而且,中国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实践先行凸显了政府变革。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服务型政府”理论的提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实践。从此,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获得了服务型政府理论的支撑,并且被赋予了更加深远的意义——一种“面向后工业社会”的政府职能模式。如果用“主体—功能”的框架来窥察,可以发现:服务型政府是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主体归属,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是服务型政府的功能体现。必须申明的是,无论在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还是在中国出现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都是一种实践成就,还没有得到理论证明。一种实践成就如果得不到理论证明是很容易被忽视和抛弃的。关于这一点,“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腾飞后屈从于西方话语霸权体系而弃用引导型模式的事实足以证实。中国政府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尤其是中国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正“处在十字路口”——之前过度强调经济领域的发展而相对地忽视了社会领域的进步,致使中国社会出现了“片面性”发展的失衡局面,使中国社会面临着一场新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两种可能性,其一,就是抛弃了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其二,需要对引导型政府职能实践的经验进行总结,实现理论自觉,使其科学化。我们希望推荐的是后一种选择,那就是致力于实现对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理论确认。如果在社会治理的意义上对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进行理论描述,可以概括为: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是一种面向后工业社会的、自觉的、旨在通过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而引导社会实现科学发展的一种全新的政府职能模式。总的说来,本文将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放入社会治理历史发展的脉络中进行批判性阐释,试图拓展以往关于政府职能及其模式研究的视角,力求建立起适应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政府职能及其模式理论。我们的设定是: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是服务型政府所特有的政府职能模式,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自觉建构是与服务型政府建设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自觉建构与服务型政府建设处于互动的过程中,能够发挥相互促进的作用。随着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的深入,中国的一切积极性的创造都会影响世界,如果我们能够在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理论建构方面取得建设性成就的话,也将会作用于世界,会成为中国为人类社会的进步,特别是中国对人类社会治理方式的进步,所作出的一项伟大贡献。
二、今日江浙:用新型工业化理念打造现代农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今日江浙:用新型工业化理念打造现代农业(论文提纲范文)
(2)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1.2 研究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1.5 可能的创新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2 理论基础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8.4 本章小结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9.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3)城市滨水景观中的地域性设计初探 ——以德阳旌湖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s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创新点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1.4.1 国外研究现状 |
1.4.2 国内研究现状 |
1.5 理论研究目标 |
1.6 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
1.6.1 研究方法 |
1.6.2 研究框架 |
第2章 城市滨水景观和地域性概念 |
2.1 城市滨水景观的概念 |
2.2 城市滨水景观的划分范围 |
2.3 “地域”和“地域性”的概念 |
2.4 地域性理念的兴起 |
2.5 地域性的基本属性 |
2.5.1 内在的趋同性 |
2.5.2 外在的多元差异性 |
2.5.3 复杂系统性 |
2.6 地域性特征的成因分析 |
2.6.1 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 |
2.6.2 人文社会因素的影响 |
2.7 景观的地域性和意义 |
2.7.1 景观的地域性 |
2.7.2 地域性的意义 |
2.7.3 滨水景观的地域性意义 |
第3章 德阳旌湖地域性滨水景观建设满意度分析 |
3.1 调查方法 |
3.2 满意度调查的人群构成 |
3.3 居民满意度调查内容 |
3.4 居民满意度调查现状 |
3.4.1 地域性滨水景观了解程度 |
3.4.2 地域性滨水景观建造分析 |
第4章 德阳市旌湖地域性滨水景观现状和存在问题 |
4.1 地域性滨水景观现状 |
4.1.1 景观项目背景 |
4.1.2 绿地系统布局 |
4.1.3 沿岸交通现状 |
4.1.4 规划构思与总体布局 |
4.1.5 地域性景观分区设计 |
4.2 地域性景观存在的问题 |
4.2.1 地域自然环境问题 |
4.2.2 景观缺乏地方文化 |
4.2.3 景观缺乏亲水性 |
4.2.4 地方文化表现形式单一 |
4.2.5 交通等对环境的影响 |
4.2.6 休闲活动的功能不足 |
第5章 德阳旌湖地域性滨水景观的构建 |
5.1 地域性景观设计原则 |
5.1.1 因地制宜原则 |
5.1.2 人性化设计原则 |
5.1.3 保留和再现原则 |
5.1.4 保护和开发相结合原则 |
5.2 地域性景观发展形式和空间特点 |
5.2.1 地域性景观的发展形式 |
5.2.2 地域性景观的空间特点 |
5.3 景观地域性构建及设计方法 |
5.3.1 景观地域性构建 |
5.3.2 景观地域性设计方法 |
第6章 德阳旌湖地域性景观发展建议 |
6.1 因地制宜,改善地域自然环境 |
6.2 融合周边文化资源,展现地域文化 |
6.3 突显地域文化特点,留存花木之灵 |
6.4 梳理交通路线,重现清幽之美 |
6.5 应用多样元素,丰富文化景观形式 |
6.6 打破传统方式,发展多种文创产业 |
第7章 结论 |
7.1 内容总结 |
7.1.1 改善地域自然环境 |
7.1.2 增加地域文化影响 |
7.1.3 重塑旌湖地域精神 |
7.2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4)隆昌县“四化联动”推进美丽新村建设的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 |
1.2.2 国外研究 |
1.2.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1.3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1.3.1 相关概念 |
1.3.2 理论基础 |
1.4 研究方法 |
1.5 研究内容 |
第二章 隆昌县推进美丽新村建设的典型性分析 |
2.1 我国美丽新村建设的发展概况 |
2.1.1 国家层面的新村建设 |
2.1.2 四川省的新村建设 |
2.1.3 四川省内江市的新村建设 |
2.2 隆昌县推进美丽新村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
2.2.1 隆昌县推进美丽新村建设现存的问题 |
2.2.2 隆昌县推进美丽新村建设现存问题的成因分析 |
2.3 隆昌县推进美丽新村建设的典型性 |
第三章 隆昌县“四化联动”推进美丽新村建设的案例描述 |
3.1 隆昌县“四化联动”推进美丽新村建设的内容 |
3.1.1 隆昌县“四化联动”推进美丽新村建设的主体 |
3.1.2 隆昌县“四化联动”推进美丽新村建设的执行与做法 |
3.1.3 隆昌县“四化联动”推进美丽新村建设的联动机制 |
3.2 隆昌县“四化联动”推进美丽新村建设的主要举措 |
3.2.1 推进特色村落一体化 |
3.2.2 推进特色产业规模化 |
3.2.3 推进基础配套一体化 |
3.2.4 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
3.3 隆昌县“四化联动”推进美丽新村建设的成效 |
3.3.1 特色旅游新村覆盖面日益扩大 |
3.3.2 现代观光农业园区集聚形成 |
3.3.3 基础设施建设成果丰硕 |
3.3.4 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体系初步形成 |
第四章 隆昌县“四化联动”推进特色村落一体化的分析 |
4.1 隆昌县“四化联动”推进特色村落一体化的理论分析 |
4.2 隆昌县“四化联动”推进特色村落一体化的关键性分析 |
4.2.1 特色村落一体化促进农业现代化 |
4.2.2 特色村落一体化促进城镇化 |
4.3 隆昌县“四化联动”推进特色村落一体化的典型做法 |
4.3.1 树立正确的发展理念 |
4.3.2 政民合作打造特色村落 |
4.3.3 积极引导新农村建设 |
第五章 隆昌县“四化联动”推进特色产业规模化的分析 |
5.1 隆昌县“四化联动”推进特色产业规模化的理论分析 |
5.2 隆昌县“四化联动”推进特色产业规模化的关键性分析 |
5.2.1 特色产业规模化促进农业产业化 |
5.2.2 特色产业规模化推动城镇集聚 |
5.3 隆昌县“四化联动”推进特色产业规模化的典型做法 |
5.3.1 壮大特色产业规模 |
5.3.2 构建“公司+基地+农户”的特色产业发展模式 |
5.3.3 加速农业电子商务发展 |
第六章 隆昌县“四化联动”推进基础配套一体化的分析 |
6.1 隆昌县“四化联动”推进基础配套一体化的理论分析 |
6.2 隆昌县“四化联动”推进基础配套一体化的关键性分析 |
6.3 隆昌县“四化联动”推进基础配套一体化的典型做法 |
6.3.1 整合涉农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资金 |
6.3.2 推进农村交通、农业、信息等基础设施同步发展 |
第七章 隆昌县“四化联动”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分析 |
7.1 隆昌县“四化联动”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论分析 |
7.2 隆昌县“四化联动”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性分析 |
7.2.1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农业现代化的保障 |
7.2.2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城镇化的重要条件 |
7.3 隆昌县“四化联动”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典型做法 |
7.3.1 保证和逐步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范围 |
7.3.2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
7.3.3 加快公共服务活动中心建设 |
7.3.4 补齐脱贫短板 |
第八章 隆昌县“四化联动”推进美丽新村建设的案例启示 |
8.1 特色旅游与农业现代化的融合 |
8.2 注重特色产业发展模式的构建 |
8.3 强调涉农资金的整合 |
8.4 启示的总结 |
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
9.1 主要结论 |
9.2 研究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5)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路径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一) 国内文献综述 |
(二) 国外文献综述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一) 研究内容 |
(二) 研究方法 |
(三) 研究思路 |
四、本文的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变迁 |
一、土地改革 |
二、农业合作化道路 |
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 |
(一)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产生的过程 |
(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含义及特征 |
(三)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产生的意义 |
四、“三权分置”改革 |
(一)“三权分置”的动因 |
(二)“三权分置”的内涵 |
(三)“三权分置”的意义 |
第三章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一、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内涵及特点 |
(一)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内涵 |
(二)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特点 |
二、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必要性 |
(一)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能够化解新挑战、新问题 |
(二)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能够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
(三)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
三、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可行性 |
(一)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有效推行 |
(二) 农业经营主体呈现多样化发展态势 |
(三) 政府政策的驱动 |
第四章 关于国内外现代农业经营模式的经验借鉴 |
一、美国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和经验借鉴 |
(一) 美国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 |
(二) 美国家庭农场的经验借鉴 |
二、日本农协的经营模式和经验借鉴 |
(一) 日本农协的发展背景 |
(二) 日本农协的发展优势及经营模式 |
(三) 日本农协的发展对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验借鉴 |
三、“温氏集团”的经营模式和经验借鉴 |
(一)“温氏集团”的经营模式 |
(二)“温氏集团”的发展经验借鉴 |
四、国内已有种粮大户的经营模式和经验借鉴 |
(一) 国内种粮大户的经营模式 |
(二) 国内种粮大户的经验借鉴 |
第五章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路径 |
一、实现农业集约化经营的路径 |
(一) 加快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理流转,推动规模经营 |
(二)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
(三) 构建农业投融资体系 |
(四) 提高农业科技水平 |
二、实现农业专业化生产的路径 |
(一) 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
(二) 强化地区优势特色产业 |
三、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的路径 |
(一) 强化农户的合作意识 |
(二) 加强各主体之间的联合 |
四、提高农业社会化程度的路径 |
(一) 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
(二) 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
(三) 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 |
(四) 加强农业产业的社会化分工 |
第六章 研究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 |
四、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第一章 县域经济的理论概述 |
第一节 县域经济的概念和类型 |
一、县域经济的概念 |
二、县域经济的基本类型 |
三、中国县域经济的内涵 |
第二节 中国县域经济的主要特征 |
一、产业构成的多样性 |
二、经济体系的开放性 |
三、鲜明的地域特色性 |
四、发展的不平衡性 |
第三节 发展中国县域经济的作用 |
一、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 |
二、发展县域经济是实现区域合作发展的重要基础 |
三、发展县域经济是培育经济新增长极的重要路径 |
四、发展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 |
五、发展县域经济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途径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 |
第一节 现代西方发展理论 |
一、主体功能区理论 |
二、增长极理论 |
三、区域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 |
四、不平衡发展理论 |
五、可持续发展理论 |
第二节 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 |
一、邓小平发展理论 |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邓小平发展理论的新发展 |
三、科学发展观 |
四、新发展理念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考察与早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实例分析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历程 |
一、1978—1982年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开始阶段 |
二、1983—1991年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探究摸索阶段 |
三、1992—2002年是中国县域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
四、2003—2012年是中国县域经济步入科学发展阶段 |
五、党的十八大以来是中国县域经济迈入新发展阶段 |
第二节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概况 |
一、中国县域整体状态及分布状况 |
二、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 |
第三节 中国早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实例分析及其启示 |
一、中国早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实例分析 |
二、中国早期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经验启示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成就 |
一、东部地区发展成效显着,中、西部地区蓬勃发展 |
二、要素结构得到不断完善,部分县域经济发展迅速 |
三、充分利用地区中的资源,县域经济有了明确定位 |
第二节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
一、创新力不足,体制机制不健全 |
二、发展不协调,贫富差距大 |
三、资源消耗大,发展难以持续 |
四、市场封闭,资金等要素不足 |
五、城乡分治,一体化进程缓慢 |
第三节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型模式及经验启示 |
一、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型模式实例分析 |
三、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新型模式的经验启示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县域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
第一节 加快制度创新,深化机制体制改革 |
一、加快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
二、完善土地经营制度 |
三、深化县域金融制度改革 |
四、落实“直管县”体制改革 |
五、深化市县行政体制改革 |
第二节 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 |
一、发展农业机械化 |
二、建设农业科技园区 |
三、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 |
四、农业产业合作化组织建设 |
第三节 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
一、树立“新型”理念 |
二、转变政府职能 |
三、推动城乡一体化 |
第四节 优化产业结构,发展民营经济和特色产业 |
一、助推工业化发展 |
二、推动县域服务业 |
三、壮大民营经济 |
四、打造特色品牌 |
第五节 响应国家战略,纳入国家区域发展布局 |
一、国家区域发展战略 |
二、精准扶贫战略 |
三、建设生态宜居城市 |
第六节 发展文教事业,提升县域软实力 |
一、人才强县战略 |
二、提升文化软实力 |
三、注重宣传推广 |
四、营造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表 |
附表1 全国行政区划(2015年底) |
附表2 2014年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100强排名 |
附表3 2016年中国县域经济百强榜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7)石家庄市县域经济发展路径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一、制约石家庄市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症结 |
(一)“四化”同步发展路径还不清晰 |
(二)城镇化缺乏龙头带动和产业支撑 |
(三)工业化水平不高,主导产业支撑不足 |
(四)农业现代化发展缓慢成为制约“四化”同步的瓶颈 |
二、石家庄市县域经济的发展路径 |
(一)重视市级顶层设计,统筹推进县域经济发展 |
(二)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产城融合步伐 |
1.强化规划引领,夯实发展根基 |
2.搞好“大县城”建设,打造城镇化示范“龙头” |
3.探索“双区同建”,提速产城融合步伐 |
(三)促进工业化信息化“两化”融合,推动产业集群式发展 |
1.“无中生有,有中生新”,推进特色产业集群式崛起 |
2.全方位给力园区建设,培育经济增长极 |
3.尝试建立“小微企业创业园”,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
(四)以工业化理念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
1.培育壮大涉农龙头企业,加快产业化经营步伐 |
2.加大政府引导和扶持力度,多措并举创品牌 |
三、结语 |
(8)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博士生自认为的论文创新点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1.1.1 选题缘由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方法 |
1.3.1 根本研究方法 |
1.3.2 具体研究方法 |
1.4 研究特点和研究难点 |
1.4.1 研究特点 |
1.4.2 研究难点 |
1.5 研究思路和逻辑框架 |
1.5.1 研究思路 |
1.5.2 逻辑框架 |
2 新型城镇化基础理论概述 |
2.1 新型城镇化基本概念界定 |
2.1.1 农村、城市和城镇 |
2.1.2 城市化和城镇化 |
2.1.3 新型城镇化 |
2.2 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历史必然性 |
2.2.1 新型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之举 |
2.2.2 新型城镇化是深化改革的必然之路 |
2.2.3 新型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路径 |
2.2.4 新型城镇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强力支撑 |
2.2.5 新型城镇化是当前我国经济最大发展潜力和扩大内需主要方式 |
2.3 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愿景 |
2.3.1 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目标 |
2.3.2 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路径 |
2.3.3 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基本思路 |
3 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思想资源 |
3.1 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 |
3.1.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城市化思想 |
3.1.2 中国共产党的城镇化思想 |
3.2 国外城市化的典型理论 |
3.2.1 区位理论 |
3.2.2 城乡结构转换理论 |
3.2.3 城市发展理论 |
3.2.4 生态学派理论 |
4 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典型模式 |
4.1 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 |
4.1.1 新中国建立前的城镇起步发展时期 |
4.1.2 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前的城镇化探索发展时期 |
4.1.3 改革开放后的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 |
4.2 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典型模式和比较 |
4.2.1 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典型模式 |
4.2.2 我国城镇化典型模式的比较 |
5 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状况、特征和挑战 |
5.1 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状况 |
5.1.1 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水平和速度 |
5.1.2 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结构和空间布局 |
5.1.3 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阶段 |
5.2 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 |
5.2.1 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制度特点和国情特点 |
5.2.2 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容特点和方法特点 |
5.2.3 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规模特点和功能特点 |
5.3 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面临的挑战 |
5.3.1 新型城镇化发展面临的产业拓展和充分就业挑战 |
5.3.2 新型城镇化发展面临的粮食安全和土地资源挑战 |
5.3.3 新型城镇化发展面临的资源承载和生态环境挑战 |
5.3.4 新型城镇化发展面临的基础设施和融资开发挑战 |
5.3.5 新型城镇化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和管理能力挑战 |
6 国外城市化发展的进程、模式和经验教训 |
6.1 国外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进程 |
6.1.1 国外城市化的起源 |
6.1.2 国外城市化的发展阶段 |
6.2 国外城市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新特点 |
6.2.1 国外城市化发展的基本规律 |
6.2.2 当代国外城市化的新特点 |
6.3 国外城市化发展的典型道路和经验教训 |
6.3.1 国外城市化发展的典型道路 |
6.3.2 国外城市化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
7 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
7.1 坚持正确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 |
7.1.1 坚持正确指导思想 |
7.1.2 引领多样城镇化社会思潮 |
7.2 构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度量体系和发展规划 |
7.2.1 科学构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度量体系 |
7.2.2 科学构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规划 |
7.3 加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产业支撑和分类推进 |
7.3.1 加快新型城镇化的产业支撑 |
7.3.2 因地制宜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
7.4 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城市建设和融资机制建设 |
7.4.1 提升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城市建设 |
7.4.2 创新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融资体制机制 |
7.5 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制度建设和政府职能转变 |
7.5.1 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管理制度创新 |
7.5.2 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政府职能转变 |
7.6 坚持民生型导向和环保型导向的新型城镇化发展 |
7.6.1 坚持民生型导向的新型城镇化发展 |
7.6.2 坚持环保型导向的新型城镇化发展 |
8 案例分析 河南省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实践探索 |
8.1 河南省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背景分析 |
8.1.1 河南省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必要性 |
8.1.2 河南省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可行性 |
8.2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现状和主要措施 |
8.2.1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发展现状 |
8.2.2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措施 |
8.2.3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
8.3 河南省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思路 |
8.3.1 以人为本,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
8.3.2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促进产城融合发展 |
8.3.3 提高投资效率,扩大投资来源 |
8.3.4 加强制度创新,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
8.3.5 加强管理创新,推进美丽河南建设 |
结束语 用新型城镇化托起复兴中华的中国梦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后记 |
(9)我国长三角地区小城镇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中文文摘 |
目录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意义 |
四、研究方法 |
五、研究思路与内容 |
六、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对我国小城镇建设的基本认识 |
第一节 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
一、城市化及其模式 |
二、国外城市化历程与典型发展模式 |
三、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
第二节 小城镇建设的基础理论 |
一、城乡一体化理论 |
二、区域经济理论 |
三、可持续发展理论 |
第三节 小城镇内涵、功能及发展的动力机制 |
一、小城镇的概念 |
二、小城镇的功能 |
三、小城镇发展的动力因素 |
第四节 小城镇建设的重要意义 |
一、发展小城镇是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必要途径 |
二、发展小城镇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
三、发展小城镇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 |
第二章 我国长三角地区小城镇发展历程及现状 |
第一节 长三角地区小城镇发展的历史 |
一、上海小城镇发展历程 |
二、江苏小城镇发展轨迹 |
三、浙江小城镇发展脉络 |
第二节 长三角地区小城镇发展的现状 |
一、小城镇数量多,空间密度大 |
二、区域内小城镇发展趋向平衡 |
三、以中心镇培育为重点,区域小城镇增长极基本形成 |
第三章 我国长三角及东部其它地区小城镇发展特点比较分析 |
第一节 京津冀地区小城镇发展的基本特征 |
一、京津冀地区城镇化水平分析 |
二、京津冀地区小城镇概况 |
三、京津冀地区小城镇发展特点分析 |
第二节 珠三角地区小城镇发展特点分析 |
一、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城镇化水平 |
二、珠三角地区小城镇的发展现状 |
三、珠三角地区小城镇的发展特点 |
第三节 长三角地区小城镇发展的主要特点 |
一、长三角地区城镇化水平分析与预测 |
二、长三角地区小城镇建设的主要特点 |
第四节 三大地区小城镇发展特点比较分析 |
一、三大地区小城镇发展特点的比较 |
二、长三角地区小城镇未来发展趋势 |
第四章 小城镇建设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长三角地区的启示 |
第一节 欧美发达国家小城镇建设及经验借鉴 |
一、欧美三国小城镇建设的实践 |
二、欧美发达国家小城镇建设的成功经验 |
三、欧美发达国家小城镇建设的经验借鉴 |
第二节 亚洲发达国家小城镇发展经验及教训 |
一、亚洲发达国家小城镇发展历程 |
二、亚洲发达国家小城镇发展经验及教训 |
三、对长三角地区小城镇建设的启示 |
第三节 拉美发展中国家小城镇建设的教训 |
一、小城镇发展的基本情况 |
二、小城镇建设的主要教训 |
三、拉美小城镇发展教训引发的思考 |
第五章 我国长三角地区小城镇发展规律探索 |
第一节 小城镇不均衡—相对均衡发展规律 |
第二节 小城镇工业化与城镇化伴生发展规律 |
第三节 小城镇发展的阶段性规律 |
第四节 小城镇空间形态高层次演进规律 |
第六章 我国长三角地区小城镇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路径分析 |
第一节 长三角地区小城镇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机遇 |
第二节 长三角地区小城镇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挑战 |
第三节 持续推进小城镇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路径 |
一、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扎实小城镇产业根基 |
二、继续坚持技术创新理念,推动小城镇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
三、探索城乡统筹的现实路径,构建现代化经济社会结构 |
四、不断优化生态环境,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小城镇 |
第七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10)论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兴起(论文提纲范文)
目录 |
图目录 |
表目录 |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主题陈述与意义省察 |
1.1.1 主题陈述 |
1.1.2 意义省察 |
1.2 解释框架与概念描述 |
1.2.1 解释框架 |
1.2.2 概念描述 |
1.3 文献综述 |
1.3.1 模糊性尝试:农业社会的“政府职能”和“国家职能”等同化研究 |
1.3.2 真实化剖析:管理型政府及其职能模式的研究 |
1.3.3 实质性推进:走向“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研究 |
1.4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1.4.1 研究目标 |
1.4.2 研究内容 |
1.5 研究方法与论文逻辑结构 |
1.5.1 研究方法 |
1.5.2 论文逻辑结构 |
1.6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第2章 管理型政府的职能模式更替 |
2.1 从统治型政府到管理型政府 |
2.1.1 统治型政府及其治理模式 |
2.1.2 统治型政府的职能 |
2.1.3 管理型政府的滥觞 |
2.1.4 管理型政府的特征与职能 |
2.2 “原子化社会”与保护型政府职能模式 |
2.2.1 “原子化社会”与自由主义的孕育 |
2.2.2 古典自由主义的发生史 |
2.2.3 保护型政府职能模式的产生和特征 |
2.2.4 “市场失灵”与政府职能的扩张 |
2.3 “组织化社会”与干预型政府职能模式 |
2.3.1 “组织化社会”与国家干预主义的降生 |
2.3.2 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勃兴 |
2.3.3 干预型政府职能模式的产生与失效 |
2.3.4 批判与挑战:新自由主义思潮与新公共管理运动 |
第3章 政府职能模式的“第三条道路” |
3.1 光荣与梦想:“四小龙”之快速工业化 |
3.1.1 韩国的“江汉奇迹” |
3.1.2 “新加坡之谜” |
3.1.3 中国香港“积极不干预式”起飞 |
3.1.4 中国台湾的“计划式发展” |
3.2 对“四小龙”腾飞的传统解读 |
3.2.1 现代化理论与依附关系论 |
3.2.2 发展型国家与新古典理论 |
3.2.3 市场增进论与治理式互赖理论 |
3.2.4 对“传统解读”的批判性审视 |
3.3 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视角下的“第三条道路” |
3.3.1 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论点 |
3.3.2 领导力制度化及其社会动员能力 |
3.3.3 经济发展中的引导功能 |
3.3.4 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弃用 |
第4章 “中国道路”: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不自觉前行 |
4.1 实存的“中国道路” |
4.1.1 “大转型”与“双重使命” |
4.1.2 中国之震撼崛起 |
4.1.3 “中国经验”的学术探寻 |
4.2 政府引导下的中国经济发展 |
4.2.1 领导力制度化与政商合作体系 |
4.2.2 战略规划制定与战略格局形成 |
4.2.3 “现代防护墙”下的金融运行体制 |
4.3 政府引导下的中国社会进步 |
4.3.1 “惠农政策”助力改善民生 |
4.3.2 文明建设的精神和生态之维 |
4.3.3 中国特色的社会维稳系统 |
4.3.4 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 |
第5章 服务型政府建设视野下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 |
5.1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
5.1.1 后工业社会的初步特征 |
5.1.2 社会自治力量的生成与政府的重新定位 |
5.1.3 社会治理走向合作治理 |
5.2 服务型政府建设:从理论到现实 |
5.2.1 服务型政府理论的提出 |
5.2.2 四小龙的“第三条道路”缺乏服务型政府理论基础 |
5.2.3 中国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实践先行凸显政府变革 |
5.3 服务型政府建设与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关联性 |
5.3.1 服务型政府的政府职能体系 |
5.3.2 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主体归属于服务型政府 |
5.3.3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点:政府职能模式转变为“引导型” |
第6章 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理论确认 |
6.1 理论确认的必要性 |
6.1.1 “中心-边缘”结构的客观存在 |
6.1.2 经济领域的“中心-边缘”格局 |
6.1.3 文化领域的话语霸权主义 |
6.1.4 中国的引导型模式“处在十字路口” |
6.2 面向后工业社会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 |
6.2.1 历史属性:面向后工业社会 |
6.2.2 实然特性:自觉而非自然 |
6.2.3 想追求: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 |
6.3 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世界意义与理性实现 |
6.3.1 世界意义:全球的推广价值 |
6.3.2 理性完善: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 |
6.3.3 “典型化”实现:呼唤伦理精神的启蒙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论文和科研项目 |
四、今日江浙:用新型工业化理念打造现代农业(论文参考文献)
- [1]县域智慧城市建设研究 ——以达茂旗为例[D]. 张弘.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21
- [2]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3]城市滨水景观中的地域性设计初探 ——以德阳旌湖为例[D]. 江婷婷. 天津大学, 2018(07)
- [4]隆昌县“四化联动”推进美丽新村建设的案例研究[D]. 谢长伟. 电子科技大学, 2018(11)
- [5]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路径探析[D]. 卢新月. 河南大学, 2017(05)
- [6]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研究[D]. 李彦博. 武汉大学, 2017(06)
- [7]石家庄市县域经济发展路径探析[J]. 赵冰琴,刘丽敏,吴丽霞.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03)
- [8]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D]. 岳文海. 武汉大学, 2013(12)
- [9]我国长三角地区小城镇发展研究[D]. 赵莹. 福建师范大学, 2013(11)
- [10]论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兴起[D]. 郑家昊. 南京农业大学, 2012(12)
标签:地域性论文;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论文;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论文; 四化同步论文; 新型工业化论文;